1949年5月27日的清晨，苏州河的雾气弥漫，27军的一个连正默默地在永福路口换岗。接替的哨兵紧张地询问暗号，手心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因为大家明白，保护孙夫人宋庆龄是这支部队的首要任务。

随着解放军首次进入城市，陈毅在静安寺召开会议，再次重申“入城守则”八条：民宅不入、商铺不扰、口令必查。尽管陈毅语气平静，下属的营连主官却感到浑身不自在——若是真出现任何瑕疵，后果非同小可。

宋庆龄的住处位于当年的麦根路29号，墙壁不算高，藤蔓覆盖其上，外观并没有多少气派。但在外交官和记者眼中，这里的实际地位却胜过南京路上的任何百货商店。她是孙中山的遗孀，被广泛认可为“国母”，也是中共中央力争争取的民主精英。

在5月的下旬，聂凤智将驻防的指挥权移交给了27军军长聂品，聂品对此感到相当苦恼：战士们刚刚从战场归来，身上的枪火气还未散去，又返回到警卫的岗位，难度可不亚于街巷战。而“只许出，不许进”的铁律也被明文写入了哨兵的守则；而每日的采购任务则由排长负责，甚至每天的每个鸡蛋都要认真点清。

严格的防线使得宋府的活动颇为不便。宋庆龄习惯亲自出行，她与联合救济总署、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的交流均需依赖她的汽车。6月3日上午，她前往南京路的银行续签后返回——照常情况下，只需摇下车窗，秘书报出姓氏，哨兵便会行礼放行。然而，那日恰好值班的新兵是来自鲁西的年轻小兵，对眼前这位中年女乘客既不熟悉，也无从知晓她的身份。

“请出示通行证。”年轻的哨兵用笔挺的姿势持枪。

坐在副驾驶的秘书急忙递上名片，并补充说道：“这是孙夫人。”

“规定上写得很清楚，没有证件，一律不得进入。”年轻哨兵的声音不大，却透出坚定的态度。

车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沉重。宋庆龄阴沉着眉头，淡淡道：“那就去司令部问问。”随后让司机掉头，车子快速驶向愚园路。秘书欲言又止，只能默默跟随——照她的性子，遇到官僚作风一向是不妥协的。

三野司令部正在召开城市交通接管会议，陈毅刚批完一份文件，还未来得及喝口茶，就听值班参谋低声报告：“孙夫人到了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迅速起身迎接她。

“陈司令，我外出归来，却被卫兵拒之门外，称没有证件。”宋庆龄语气平静，但暗藏不快，“这是否是你们的命令？”

陈毅轻拍额头，示意秘书递上茶杯，笑着说：“保卫工作确实紧了一些，我们担心有人混水摸鱼。让您受到委屈，实在是我们的失误。”他随即联系27军军部进行解释，并现场拟定改善方案：给宋庆龄发放特别的红底钢印通行证，哨兵每日换岗前必须参照影像识别，如再出现差错，营连主官则要立即撤职。

当天，军部的参谋长亲自带着班级兵到宋宅门口，恭敬地行了三个礼。年青的哨兵看到这一幕，面颊通红，连声道：“报告孙夫人，对不起。”宋庆龄则挥手示意，未再多言。

表面上事情还算平息，但27军在暗地里却加强了三重保障。首先，门口的哨兵配备了手摇电话，紧急情况可以直接联系军部；其次，宋府外围交给军分区进行便衣巡逻，口令每晚九点后自动更新；最后，厨房的食材采购变为定点配送，严禁个人自行外出购买。这样安排既维护了安全，也给孙夫人保留了一定的活动余地。

有趣的是，虽然警卫措施加强，宋庆龄外出的频率却反而增加了。她探访孤儿院、考察防疫站，还要接待从香港而来的记者，每次外出时，她都会把通行证放在手包中，时不时拿出来摇晃，微笑着说：“这小红本，比任何外交护照都有效。”

到了7月，上海市军管会初步实现物价平稳，夜间宵禁逐渐缩短。警卫营曾提议取消“只许出，不许进”的严格规定，但宋庆龄婉拒，她坚定地表示：“纪律不能松懈，别因为我让任何人例外。”这番话迅速在27军中传播，许多官兵纷纷抄录在笔记本上。

1949年秋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，中央再次指令27军抽调一支优秀分队随行。在临行的前夕，聂品向宋庆龄致以敬礼，老人家点头致意，并补充了一句：“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别让外人说我们治安不善。”那时她已56岁，比很多指战员的母亲还年长，却依旧精神矍铄。

而当初拦车的新兵，后来转入了警卫连，并参加了1950年的抗美援朝志愿队列。临别时，他将那张曾让自己感到窘迫的通行证装入信封，请宋庆龄为他题字留念。老人提笔写下了两个字：“守护。”

这两个字，成为他一生的珍藏。